铁西三剑客触摸东北人的生存状态

20世纪90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浪潮为诸多沿海城市带来显著经济成果之时，东北这个昔日的“共和国之子”却暂时告别了过去的辉煌与荣光，面临着国企职工下岗潮的冲击。表现东北工人及其子弟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命运浮沉和心灵变动，理所应当成为文学书写中不容回避的课题之一。班宇、双雪涛、郑执这三位出生和成长于沈阳铁西区这一老工业基地的“80 后”作家，在目睹了身边人深陷生活漩涡中的苦苦挣扎后，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东北这块土地，密切关注着这方土地上千千万万个被边缘化了的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悲剧命运，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与文学的淑世情怀值得期许。

尽管“铁西三剑客”都不愿意被贴上“群体性”标签，但“地域性”的书写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被纳入他们作品的叙事体系之中。毕竟，年少的记忆、成长的经历、共同的文学爱好和情趣为“铁西三剑客”埋下创作的萌芽，而东北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悲欢喜乐自然而然地成为孕育这一切的载体和表现的重心。相较于前辈东北作家群体，“铁西三剑客”对东北地域的书写有了许多共同的新的时代内容，这里没有“河”“湖”草原的忧郁与深沉，没有东北小城的春意和浪漫，也没有林海雪原的英雄传奇，更没有五月矿山百炼成钢的自得自豪，有的只是工厂的破败、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以及其后拼尽全力但又无能为力的挣扎、没有起色的艰难生存，甚至还有与之相伴而生的堕落、暴力与凶杀。所有这一切，从一定程度上指证着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东北城市一隅的社会图景以及东北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并为“铁西三剑客”笔下人物生存状态的相似性展现提供了可能与契机。

“铁西三剑客”的作品中总是响彻着重工业基地的机器的巨大轰鸣：班宇《盘锦豹子》里卷进孙旭庭半个胳膊的印刷机；双雪涛《无赖》中“嗡嗡”作响的车间设备与散落在地上的小零件；郑执《生吞》里父亲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机械厂。这些锈迹斑斑的巨型机械设备或者破败不堪的厂房，往往带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陈旧与滞后，束缚与役使着终其一生在工厂里劳碌的人们。工人的生命就像掉落在地上的一根针，不留痕迹地淹没在了这不绝于耳的嘈杂声中。毫无疑问，“铁西三剑客”在作品中有意或无意融入的这些破败不堪的东北元素，不仅还原与勾勒出了东北地区人们的生活细节，也成为一种浓烈的意象为笔下人物跌宕的命运追根溯源，由此书写着工人在历史转轨中的巨大生存隐喻。

低矮的楼群，肮脏的街道，数月不化的积雪，充斥着暴力与糜烂的工人村与艳粉街，这些符号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东北社会图景。“铁西三剑客”生于斯长于斯，故此这些生活中最熟悉的景象就成为了他们作品中人物生存的空间。《工人村》（班宇）里如村落一般的待拆迁住宅，在尘土飞扬的工地边苟延残喘；《走出格勒》（双雪涛）里的艳粉街像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到处都坐落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生吞》（郑执）里连物业都没有的“鬼楼”，空单元住进了三五成群偷东西的精神病。城市的衰颓与凋敝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目之所及一片萧条。在这样的生存空间里，人之被牵制与重压是可想而知的。当90年代下岗潮如病毒一般席卷而来，原本就一潭死水的生活被彻底沦为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沼泽，社会形态急剧变化，国有企业竞相倒闭，下岗职工被买断工龄，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失去平衡。《肃杀》（班宇）里的“我爸”中年下岗，本想顺应时代潮流却走投无路四处碰壁；《大师》（双雪涛）里的“父亲”做没人愿意干的仓库管理员，而当这样的职业也成为美差，他首当其冲被厂里淘汰；《安娜》（双雪涛）中“我爸妈”下岗后靠卖茶鸡蛋供“我”上大学，以“共产党的工人”自居而拒绝赚昧心钱，茶鸡蛋的品质却无故遭到买主的质疑；《生吞》（郑执）里做过车间主任的“我爸”，下岗后在街边卖起了炸串，身上的棱角渐渐被生活磨平。

在时代的汹涌浪潮下，这些被城市边缘化了的小人物，这些被时代抛弃与遗忘的平凡人，既是一切故事的起点与中心，也是作品的重要元素和主人公生活的巨大幕景。而东北人的豪爽、侠义、凶猛或奋不顾身等特征在下岗年代亦随之出现了“新”的表征：“我”解决小到与他人牌桌上的争吵、大到离异子女抚养费摊派这样的人际冲突的方式就是动粗杀人（班宇《冬泳》）；作为厂领导的“我叔”为了保证女儿不被报复和侵犯，对遭到自己辞退的发小甘沛元痛下杀手（双雪涛《跷跷板》）；神刀杨广义被津津乐道和由衷钦羡，实则包孕着工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邪恶贪婪的仇恨（双雪涛《杨广义》）；安娜的母亲下岗后以委身各种男人养家糊口，耳濡目染这一切的安娜在成人后则重蹈母亲的覆辙（双雪涛《安娜》）。

上一篇：九月的清晨五首

下一篇：没有了